为张某诈骗案无罪辩护成功

辩护词

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湖北顺风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张家良的委托，指派我为其担任辩护人。通过会见被告本人，查阅案卷材料，并参加今天的庭审活动，现对本案事实已了解，本辩护人与另一位辩护人谭维强共同发表如下辩护意见，供合议庭参考：

辩护人认为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家良犯有合同诈骗罪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，具体理由如下：

一、起诉书指控张家良以虚假合同诈骗他人没有事实依据。

1、张家良没有虚构黑皮沟铁矿工程合同。检察机关指控张家良虚构了两项建筑工程，与事实不符，案卷里没有黑皮沟沟铁矿工程合同，没有此合同凭什么依据指控张家良虚构该项工程？

2、张家良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。湖北六公司虚假合同的确是张家良编造的，但其编造的目的是为了应付其他外债，拖延还款时间，并非想通过合同骗取王向钱物，没有用合同诈骗王向的主观故意。合同是何时、怎么到王向处及张家良如何用合同骗王向的，案卷无证据，侦查人员对此也未开展调查，因此无诈骗情节和事实依据。

3、客观上，根据假合同的条文根本就骗不了王向。此合同没有施工地点和开工日期，根本就骗不了人。合同规定甲方确定开工日期为准，但王向所说的72万元是在没有取得甲方开工报告的情况下发生的，工程什么时候开工没确定下来，王向怎么就把工程投资款给张家良呢？同时，按协议工程由王向施工，也不应该把用于工程施工款给张家良。再有假合同规定进厂三日内预付30%工程款，以后按进度拨款，施工单位不用垫资。因此，王向举报两项工程需要70多万元投资，由他投资，是毫无根据的。故合同诈骗没有事实根据。

二、王向提供的72万元收条是非法取得的。

1、张家良在二审法庭陈述，在2011年王向等人曾几次对他非法拘禁，有时间、有地点：如大约在2011年4月份左右，有一天，杨洪力把他骗到宴友酒店201房间，此时王向正在房间等着。见面后，王向就让他打收条，并把已写好的合同和72万收条，让他照抄，张家良不写，王向威胁说，不写就弄死你孩子和大人，张家良还是不写，王向就不让他回家，不许他开手机，拘禁3、4天后，张家良感觉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，无奈，只好写了一张40万、一张32万的收条，又照抄王向写好的“合作合同”和72万元收条。因此，72万收条是以非法拘禁方式取得的。对此，张家良曾向公机关报过案，但侦查机关答复是无法查清。对此公诉人认为张家良被非法拘禁无证据证实。但通过张家良父母住处的墙壁上到处可见用油漆写的大标语，“杀张家良”的大字，虽经涂抹，但仍有痕迹。

2、检验证据是否非法取得的一个重要标准是，是否符合客观实际。公诉人指控张家良构成犯罪的重要证据“合作合同”不具有客观真实性。合作合同是依据两项工程而签订的，可合作合同与工程合同不发生因果关系。第一，它与黑皮沟沟铁矿工程不发生关联，因为案卷里根本就没有此工程合同。第二，它与湖北六公司假合同无关联。湖北六公司工程合同对工程质量、付款方式，甲乙方责任、违约责任、安全保障等都作了具体规定，这些条款合作合同一个字也没有。第三，工程合同规定施工单位不用垫资，而合作合同称由于资金短缺，由王向投资。第四，湖北六公司合同没有确定开工日期，规定甲方确定开工日期为准。案卷里开工报告是2011年8月12日，而合作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1年4月15日，是在开工报告4个月之前，此时就确定了开工和竣工日期，明显是凭空臆造的。

3、72万元收条与合作合同二者是互为依存关系，收条已注明：“此款详情见合同”。合同是假，当然收条也不真实。综上所述，定罪证据无客观真实性，可以断定是非法取得的。

三、所谓诈骗资金明显不实。

1、72万收条不能认定32万元存在。72万元诈骗资金，原一审法院判定40万不存在，认定32万元存在是依据72万元收条，而72万元收条是由40万和32万和成的，40万和32万同在一张收条上，没有40万，就没有72万，72万元收条是虚假的，32万也不真实。

2、32万元资金没有人证、物证，只凭口供，而被告人的口供早已翻供；举报人的口供在法庭上的陈述推翻了他原举报时的供述。

3、交付借款地点不明。对32万现金交付地点，报案人、证人、被告人说法不一，侦查人员也未查证属实，到目前也无法确定32万元现金的交付地点。报案人王向对于交付付款地点说法不一。如他在公安机关举报时陈述是在国贸大厦五楼张家良办公室，在一审法庭他又陈述是在宴友酒店；在二审庭审时他又说在张家良办公室；王向三次陈述各不相同，这其中必须谎言。如果32万元存在，王向没有必要说谎，而说谎就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。

4、32万元来路虚假，证人于伟、赵亮所谓的证人、证言不真实。第一，从借款时间上不真实。32万元的来路是王向有9万，其余从于伟、赵亮借的，借款时间发生在2011年3月20日和3月17日，而王向付给张家良32万元是在2011年4月15日，借款时间提前一个月。从时间上看，王向两笔借款与32万不发生因果关系。王向举报时陈述：“到2011年4月份，他（张家良）找我说工程款下来了，让我投资，需要70多万，就这样我俩在他的办公室签订合作合同，我签完合同就给了他32万元”。从这段供述看，4月份之前王向没看到工程合同，对工程有没有不清楚。从这里可以认定，王向3月份借款是在一没见到合同，二没签订合作合同的情况下发生的，此时的借款动机、目的和用途不是为了用于工程投资，故王向付给张家良32万元认定来源两笔款，从时间上不真实。再者，从借款到给款时间将近一个月，32万元现金不可能在家存在这么长时间，如果32万元现金存在，应出具银行凭证。第二，证人于伟身份不实。于伟的身份证、户口本记载的名字是于岩，不是于伟。对此，于伟重新出具证明，但此证明缺乏真实性：一是他既然真实的姓名叫于岩，王向在给出具15万元借款条中写的是于伟，没有法律效力，于岩是不会让王向写成于伟的；二是公安机关为他作询问笔录，要负法律责任的，于岩不能用假名；三是15万元是他周转资金，不会借于他人的；四是只凭一个电话就借给王向15万元，且近三年时间王向没还款，于伟仅打过一个电话，有悖常理；五是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：“公诉人、当事人或者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，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，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，证人应当出庭作证。”开庭前法院下传票让于伟、赵亮出庭，二人都没出庭。综上所述，于伟、赵亮出具的证据缺乏真实性，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。

5、32万元去向无踪，侦查人员避而不查。对于所谓诈骗资金的去向，张家良开始供述，72万元全部还债，可到底还给谁了，此案经历两次退补侦查，侦查人员理应查明，可侦查人员避而不查。第一次补充侦查，出具情况说明：“张家良现不承认收过32万元现金，故诈骗资金无法查清”。试问：不去查，怎么就知道无法查清呢？难道张家良不承认就查不清吗？32万元只要客观存在，张家良不承认，照样能查清。在第二次补充侦查中，只让查资金去向，侦查人员却无一份补充侦查材料，一字未提资金去向，由此可见，张家良拿了32万元毫无事实根据。如果32万元存在，当初张家良供述72万元全部还债，侦查人员应对资金的去向查个水落石出，到现在32万元的去向也没有，仅凭张家良原来的口供，可他的口供又是非法取得的，且案件到检察院他已翻供，再依他的口供定罪不符合法律规定。

6、40万、32万、15万之间相互矛盾。矛盾之一：40万本身就矛盾。王向举报时供述：“在2010年的时候，我通过朋友认识了张家良，我就给过他一次40万元，时间是2010年12月5日，地点是在我家楼下”。原审《判决书》认定：“被害人王向的陈述证明，大约2009年开始，我在两年内陆续借给张家良40万元”。王向从2010年才认识张家良，怎么从2009年就开始借给张家良钱呢？矛盾之二：40万与32万之间矛盾，40万张家良还没归还，王向怎么又借给张家良32万呢？矛盾之三：40万、32万又与15万发生矛盾，王向在原一审法庭出示了张家良给他打的15万元欠条，时间是2011年6月10日。就是说张家良在给王向出具72万元收条后，时隔不到二个月王向又借给张家良15万元。如果72万元存在，此时的欠条应是87万，而不是15万。矛盾之四：自2012年1月2日至4月11日，张家良分七次偿还王向欠款，每次还款收据都写清已还多少，尚欠多少，最后一次还款收据是这样写的：“今收到张家良欠款壹万元整，时至今日共还款壹拾壹万元整，尚欠肆万元整。”如果72万元存在，怎么会出现尚欠4万元呢？同时，王向举报时并没有供述向张家良讨要72万元的记录，如果72万元存在，王向不会只要15万元，而不要72万，他应向张家良讨要87万元。由此可见，王向所说又借给张家良32万元依据不足。 

四、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，非法收集证据。

1、非法传唤和讯问。此案公安机关并没有传唤张家良，是王向等人在2012年4月19日，把张家良扭送到侦查人员胡明办公室，侦查人员就把张家良按犯罪嫌疑人对待，询问一开始就让张家良看了《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》，把询问笔录变性为讯问笔录。此案的接警、处警、立案是2012年4月20日，4月19日的传唤、讯问是违反法定程序的。

2、非法审讯。对张家良两次审讯全在侦查人员办公室，并有王向的亲属孙辉在场，对讯问过程不进行同步录音录像。经侦大队有审讯室，又有录音录像，而就是回避审讯室，对讯问过程不录音录像。张家良在法庭陈述：他在公安机关的供词，是王向事先写好，按稿念的。难怪两个笔录相隔一个多月，几乎一字不差，这与张家良在法庭上的陈述吻合。张家良在法庭陈述，在对他讯问时，姓冯的侦查人员对他说，只要你交上20万元钱就没事了，其余的不再向你要，明显诱供。审讯为什么不在审讯室，为什么不录音录像，已昭然诺揭。

3、非法拘捕。本案公安机关并没有对张家良实施抓捕。案卷称，2012年5月21日王向将张家良扭送、扭伤到经侦大队。对张家良拘留没有通知家属，家属认为此人失踪了，四处寻找，是7天后家属才知道此人在看守所。

4、非公平、正常办案。从案卷笔录的问词可以发现，侦查活动是依照举报人的供述开展的。案卷在呈报检察院后张家良就已经翻供了，可案件在未开庭审理之前，案卷里无一份有关张家良翻供、辩解材料记录；有关张家良翻供、辩解所说的话，一句也没有。此案经历侦查和两次补充侦查，案卷在侦查人员手中130多天，侦查人员一次也没去看守所讯问张家良，他们明知张家良翻供，理应去看守所讯问翻供的原因，可就是避而不去，不收集张家良翻供、辩解材料，完全站在原告一方。

5、该问不问，该查不查。比如：张家良是如何用假合同骗王向的？不问不查；举报人举报张家良骗他72万元，这些钱从哪里来的？该问不问；张家良供述72万元全部还债了，本该追问都还给谁了，而不去追问；两次补充侦查全让查资金的去向，而硬是避而不查，等等。本案实属非正常办案。

6、侦查机关违背办案程序。2013年4月19日，在对张家良审讯时，他全部承认收到72万元，也让他看了《告知书》，此时诈骗案已成立，应当立即刑事拘留，可没有对他拘留，这有悖法理。对此侦查人员出具情况说明：“鉴于证据不足，未采取强制措施。”案卷里从4月19日到5月21日，无一侦查证据。据张家良陈述，让他在一个月内交上20万元钱，可一个月期限到了，张家良没交上20万元钱，到5月21日，由王向将张家良扭送到经侦大队，实施刑事拘留。拘捕后王向曾多次通过中介人向张家良的父亲要钱私了此案，开始要40万，后来30万也可以。

2、涉案资金不符合情理。 涉及的资金有40万、32万、15万、8万、9万。这五笔资金在支付过程中，均说全部是现金，这么多现金在家存放，不合常规，缺乏真实性。同时，王向借给张家良72万元，在2011年一年里为什么一次不要？哪有事先没讨要就去报案？

3、证人杨洪力，在原一审法庭证言：从2012年3月份，到张家良被抓，他给张家良当司机，签订合作合同他在场。张家良当庭陈述，他没有雇佣杨洪力开车，杨洪力和王向共同对他非法拘禁，从2008年开始，他已没汽车。此案重审后，法院传票杨洪力出庭，而杨洪力无故不出庭，故其证言无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。

五、笔录虚假。

案卷所有笔录均缺乏真实性。一是王向的举报笔录时间上与报警单发生矛盾，应在同一天。二是张家良两个笔录几乎一字不差。三是对王向有关32万元来路的笔录时间上不真实。此笔录发生在2012年7月4日，是侦查阶段，可2012年7月11日案卷呈报检察院起诉时，并没有此笔录。如果有，检察院不会让其查72万元的来源。与此相关联的于伟、赵亮的笔录发生在2012年8月28日，是补充侦查阶段，这是两个不同侦查阶段，应该发生在同一个侦查阶段，同时，侦查人员开始对资金连问都不问，7月4日不可能有关资金来源的笔录。四是对于伟、赵亮的笔录，问词和供词完全一样，两个人的供述似乎出具一个人之口。同时，两个笔录字数相等，可一个人用了36分钟，另一个人只用1分钟，太不真实了。五是2012年6月1日，对张家良的讯问笔录，地点是经侦大队，但此时张家良已在看守所。

综上所述，辩护人认为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有合同诈骗罪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，应依法宣告张家良无罪。

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采纳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辩护人

湖北顺风律师事务所  律师潘盼盼

2014年12月18日